李宝光先生，菏泽学院教授，中国民主同盟委员。 是我主编的《中国牡丹文化丛书》（15册）中“历史卷”和“人物卷”的作者。 这位老人于2020年1月11日凌晨去世，享年87岁。我想他生前曾多次对我说过，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本书出版。 但由于该项目工作量巨大，资金缺口巨大，至今仍未公布。 我心里总有一种亏欠感挥之不去！
2010年，我参观菏泽百园，看到门石上刻有他的《菏泽牡丹颂序》，就听说了李宝光教授。 我真正认识他是在2015年5月，当时《中国牡丹文化丛书》编写启动仪式在牡丹区肖家举行。 后来，我到他在大学嘉园的家，给他寄了编纂大纲，讨论编纂事宜，汇报我的编纂想法，并向他索取有关牡丹的资料。 后来，他完成两本书的手稿后，多次给我打电话催促这本书的印刷出版。 2019年8月22日，我丈夫第二次大病痊愈后，我和菏泽新闻出版行业协会秘书长孙志国同志到枫叶正红敬老院看望了他。 当我告诉他，中国花卉协会刚刚公布国花时，宣布牡丹获胜时，他连声说：好！ 好的！ 我激动得满脸都是泪水。 场面十分感人。 最后，他让我赶紧出版一本书，欢迎牡丹作为国花的正式名称。
李宝光先生1933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巨野县，早年运气不佳，运气不佳。 他两岁时母亲去世，伟大的共产党把他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使他能够上学、接受教育。 21岁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书法大师启功教授。 1960年9月大学毕业后，先留校任教，后回到家乡菏泽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1993年从菏泽师范学院退休。 他从小就立志报效国家。 退休后，他更加坚定了“活到老、学习到老、贡献到老”的决心。
他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潜心于牡丹文化的研究。 出版《曹州牡丹史》、《曹州牡丹新集》、《国花典礼》、《牡丹人物》四部专着，并参与编撰《中国牡丹全书》。 《国花集》、《国花魂》、《国花集》、《国花》5集，叶至善、于恒、秦魁杰、李嘉爵……都对先生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1990年，由他编剧、罗静解说的介绍菏泽牡丹的风景艺术电视电影《花国歌》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被翻译成英文并传播到美国。 “牡丹文化”在国内首次在电影中提出。1994年，他在《济宁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上以《牡丹文化》为题进一步阐释了牡丹文化的内涵，并探讨了牡丹文化的起源、构成和特点。同年，在全国国花评选活动中，王先生撰写多篇倡导“一国一花，牡丹”的论文，笔名“雷泽史”，反映了历史菏泽的文化，是“鲁丹”，意为山东牡丹。
从他的论着名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字在他的思想和文字中的分量有多大！ 这是深爱的含蓄表达！
从他丰富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牡丹”占据了他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直至生命的终结！ 这是对深爱的自然反应！
2014年4月，在“中国（菏泽）牡丹文化与古代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他写了一篇“牡丹四大论题”的文章，报告了他几十年来对牡丹研究的学术看法：国花选育，中国第一届牡丹研究。唯一的花是牡丹； 菏泽牡丹的起源：神农尝百草时期； 牡丹文化：1990年在山东菏泽首创； 中国牡丹发展的“三个飞跃”：神农尝百草发现牡丹，夏朝时期牡丹已用于药用和观赏，21世纪牡丹产业化。 7月，在全国“国花”评选20周年之际，王先生又写了《关于国花问题致国家领导人的信》，再次呼吁牡丹成为国花。 我丈夫的一生基本上就是研究牡丹、为牡丹争取国花荣誉的一生。 2018年5月，王先生被中国花卉协会牡丹牡丹分会授予“牡丹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 全国仅有5人获此殊荣。
中国花卉协会牡丹牡丹分会会长王连英教授认为：“就当今牡丹文化研究而言，李宝光先生无疑是第一人，这是因为他拥有最系统、最全面的研究”关于牡丹文化，出版物最多，影响最广。”
菏泽学院原党委书记、菏泽市作家协会主席张存金表示：“李宝光教授几乎一生都有牡丹情结，他是一位意志坚定、执着追求的学者，是一位有求知欲的学者。”学风严谨，勤奋敬业，是牡丹学界的专家。
原菏泽市委常委、菏泽军分区原政委宋新立这样评价李宝光教授：“他半个多世纪以来，孜孜不倦地工作，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宝贵时间、经验，乃至对牡丹和牡丹文化的情感和努力。”
现在，他走了。 他给亲人留下了无尽的思念，给社会留下了大量的精神财富。 在他的身后，有那么多社会贤士一致称赞他！ 放眼菏泽大地，专家教授众多，能与他们相比的有几个？
祝李教授一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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