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生肖、生辰八字、面相本来是中国传统传统中的几种不同的算命方法,基于不同的原理。 但在唐宋以后的民间实践中,往往不加区分地一概而论、复合化。 “某个星座的人具有该动物的(脸)特征”,这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
事实上,中国并不是唯一拥有十二生肖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对十二生肖的含义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十二生肖的当地解释
十二生肖最初是由古巴比伦文明创造的。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古巴比伦人在夜间观察天空时,将十二生肖与十二神兽所代表的星座联系起来。 十二生肖的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神兽所赋予的特征,并被视为交汇点。 对世界人民的命运产生相应的影响。
这一概念传播到外界后,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变体——十二星座理论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而十二生肖则是在东方衍生出来的。 这里的“基本区别”是,在西方,十二生肖是通过出生月份来确定一个人的性格的。 在中国,十二生肖是通过传说中的方法来追踪年份的,所以它是由一个人出生的年份来确定的。 他的性格。”(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
在传播过程中,为了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十二种神兽发生了很多局部的变化。 如果比较巴比伦、希腊、埃及、中国的生肖动物,只有牛、蛇、羊、狗四种动物是相同的; 在埃及,猴子被猩猩取代,在印度,老虎变成了狮子。 中国的十二生肖自先秦时代起就已定型并用于记录岁月和时代,并得到韩国、日本的充分接受。 然而,越南发生了变化:猫取代了兔子。 龙等动物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在突厥人中被鳄鱼取代,在柯尔克孜族中被鱼取代,在云南哈尼族中被竹鸡取代。 虽然日本的十二生肖似乎与中国的十二生肖相同,但十二生肖中的猪形象是家猪,而在日本则是野猪; 藏族有时将生肖鸡改为乌鸦。 即使是同一个生肖,不同的文化也有很大不同的含义:云南普米族崇拜虎,所以生肖以虎为首。 虎年出生的人被认为是吉祥的,这与汉族文化有时忌讳虎不同。
因此,一种文化中对冲突生肖的解释往往只是该文化持有者的主观想象,甚至因地而异。 福州民俗忌讳龙虎相配,但在上海郊区崇明,龙虎相配被视为吉祥; 虎兔相配在福州也是忌讳的,但在江南地区,只认为会发生“小吵架”。苗族也有这个习俗。比如猪和蛇就不适合相配。婚姻,但他们之所以这么认为,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两种动物在日常生活中是不相容的(参见《苗语与汉语的历史比较》);然而,在哈尼族部落中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用虱子代替十二生肖中的蛇,不存在虱子和猪相排斥的问题。甚至对属羊的女性的歧视也像北京一样,但在崇明只是“男人”属羊的人外出时不宜携带食物; 属羊的女性,在家要照顾父母”——虽然也存在对女性的歧视,但并不说对婚姻伴侣不利。
最重要的是,根据十二生肖相配的原则,不存在绝对不好的生肖,因为从理论上讲,生肖是相辅相成、相辅相成的,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 由此看来,问题不在于某些星座或星座的人一定不好,而是他们不适合。 例如,白虎星作为煞星,经常被指责为女性带来灾难。 茅盾的《春蚕》里有这样一句话:“那个贱人是白虎星,惹她就会失去家人。” 然而,清末李伯渊所著的小说《文明简史》中却说:“凤至的母亲请一位已婚绅士占份……但两人的举动一起得罪了白虎星” ,这对她父母不利。惩罚。” 换句话说,正是两种力量的结合,才“得罪了白虎星”。 可能酿成灾难的是两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某个特定的人。
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五行原理有相同的渊源,它强调“宇宙力量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动态循环。在普遍的宇宙格局中,这些力量相互抑制,相互促进”(王爱和,《中国古代》宇宙论和宇宙学“政治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个概念乍一看似乎对不同势力开放,但本质上是一个封闭的宇宙,并假设所有势力之间的任何冲突最终都会转化为平衡和平衡。和谐、秩序,大一点来说是宇宙,小一点来说,国家、社会、家庭也一样: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世界里,人们需要尽力去控制和安抚“权力谨慎地控制着整体平衡,最终使一切变化有利于其所属群体的整体福祉。
十二生肖、命理都是为了“关系”
无论是求神、风水、算命还是看年历,本质上都是祈灾、求利、避害,因为这种命运不是“预定”的,而是人们可以通过努力来实现的。比如行善、祈福,甚至改名。 改变了。
为此,中国算命与西方十二生肖理论在终极关怀方面存在重大区别:无论是生肖、八字、算命还是算命,虽然中国算命也预测个人命运,它本质上与个人无关。 性格或者自我实现,而是社会关系,所以我们特别关心“夫妻宫”以及是否是孩子等问题,强调这个人可能对别人产生的影响。 它关注的基本问题不是“我是谁”,而是“我应该做什么(以最大化家庭福祉)”。
简而言之,前者侧重于“了解自己”,而后者的核心关注点是“管理风险”。 这或许可以称为“以家庭为中心的命理学”,与西方十二生肖理论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命理学”不同。 在欧美,虽然也流行星座和塔罗牌,但它们都侧重于个人特质和性格(现代十六人格测试也源于此)。 在婚姻方面,不存在“星座不相容”或“冲突”之类的事情。 “像这样害怕。
中国算命中对女性存在歧视的原因也可能是这样的: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儿媳妇、新生儿等新成员的出现,会改变整个家庭的权力平衡。家人好不容易维持了,还得小心对待。 如果是冲突的力量,你必须尽力避免、排除或对抗灾难。 相比之下,女婿除非嫁入家庭,否则不会成为新成员。 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封闭群体假设的防御反应,特别关注新成员的加入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如果十二生肖有所谓“六冲”,则认为夫妻年龄相差六岁是不吉利的; 人们还认为,“真虎”(虎年受孕、虎年出生)一生坎坷。 如果她是女人,将来就是“女虎”。 卡兹。 即使是孩子的出生也可能被认为对父母不利。 《封神演义》中,哪吒幼年出生,被认为“犯了一千七百杀规则”,从小就被道士抚养长大。 在福建,如果孩子的八字与父母相冲突,孩子的八字“不利于父亲”,就必须降低父亲的辈分,所以称父母为叔叔或阿姨(南方话)。福建)或兄弟姐妹(莆田)。 这本质上和家里根据风水调整玄关布局的原理是一样的:重新安排空间或社会关系,调整宇宙的力量,使之对自己有利。
这种命理学哲学关注的是群体或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 事实上,中国最初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有出生占星学。
从十二生肖到十二生肖?
先秦时期,十二生肖只是用来记录时间的。 《史记·天官书》记载的占卜主要涉及战争、生长、混乱等,242个占卜词全部都是关于军事和国家大事的。 因此,姜孝元在《历史占星》中,把中国占星学称为“军事占星学”,区别于西方的“出生占星学”,直至五朝、宋初的“四柱八字”。 然而,即便如此,它也不涉及任何具体的天体现象,因此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占星学。 生辰八字之所以在唐宋时期发展起来,可能是因为贵族社会解体,社会变得平民化,人们希望在这动荡的沉浮中掌控自己的命运。 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不存在脱离家庭的个人,所以诗词信函中也没有提及庆祝个人生日,这意味着人们关注的不是个人生命的独特性,而是整个家庭的维持。 。
相比之下,西方城邦社会从一开始就将占星术与个人性格和命运联系在一起。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相信占星术预言。 他相信《历代志》认为,根据占星术,“一个人的未来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 希腊怀疑论哲学家还提出了著名的“双胞胎悖论”:许多同时出生的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情和命运,而许多具有相同经历的人却出生在不同的时间。 这都是基于出生时的星象与个人命运的密切关系。 我们关注个体差异,却从来没有像中国人那样考虑对家庭和亲人的“冲突”影响。
欧洲基督教化后,教会一度将占星学视为迷信教义,君士坦丁大帝甚至处决了许多占星家,因为它违反了上帝掌控世界秩序、主宰个人自由意志的教义。 但星座理论至少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指出了一定的规律,甚至为人的性格、气质提供了理性的解释,所以一直延续至今。 偏爱神秘主义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也在20世纪初写过一篇文章,声称十二生肖是人格的原型,反映了个体所有潜在的人格。 近百年来,星座理论更加突出地强调了这一点,并发展了新的认识,认为上升星座掌管“外在的你”,即外界感知的“你”; 而太阳星座则掌管“你”“内在的你”——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理解的“你”。 尽管这一理论后来被逆转,但焦点无疑落在了个体的自我特性和自我实现上。
这样一来,本来同源的十二生肖和黄道十二星座,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下却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侧重点。 出生日期和星座偏离得更远,因为它不涉及占星学,而是根据《周易》进行抽象解释,而且总是基于家庭而不是个人考虑。 某种程度上,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西方人的生肖是公开讨论的,人人都可以知道,甚至可以作为个性的自我宣言; 但中国人的出生日期传统上是保密的,特别是对于未婚女性。 一个人的星象往往要等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才能揭晓。 《济公传》中,张十方询问叔父王安石的生辰八字后,道士才得了叔父的灵魂。 这意味着,在传统时代的中国人心目中,出生日期涉及某种神秘的力量,必须谨慎对待,而不仅仅是他个人气质的问题。
近代中国与西方接触时,西方人显然忽视了(也很可能不理解)中国的命理学哲学。 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的命运就是一个例子:她于1873年出生在九江的一个贫困家庭,在此之前家里有五个女儿。 她被送去当童养媳后,算命师说她的星相不吉利,“注定有罪”。 “天狗”,如果她保留它,家里就永远不会有男性; 因此,她丈夫的家人将她遗弃给传教士,并给她取名艾达·卡恩。 她的养母豪抚养她长大,并将她送到密歇根州。 在大学学习医学。 1896年,梁启超撰文《缅怀江西康女士》,对她大加赞扬; 著名学者刘鹗读后曾写信给梁氏,表示想嫁给康氏。 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要立足并不容易。 康爱德终生未婚。 她的运气并不好。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 但从她个人来看,她的自我实现水平绝对是当时普通女性所无法企及的。 梦。
由此看来,近年来星座理论的流行,恐怕就像唐宋时期“四柱八字”的兴起一样,也是社会巨变的标志。 如果说唐宋时期的上一次转折是从军事转向家庭和个人命运,那么这一次则与年轻人对个性和气质的重视相一致。 在我的记忆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民间流行的命理学还是十二生肖和八字。 1991年,我在邻居家翻出一本从香港带回来的竖版命理书,那是我第一次读到。 对十二生肖男女人物的“小说”理论。 一年后,随着日本动漫《圣斗士星矢》在国内各电视台的开播,十二生肖突然变得熟悉起来,市场上出现了许多相关的资料和贺卡,逐渐成为必备品。 谈话的话题之一,并通过不断的诠释,与更现代的生活方式相结合。
星座理论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发展,年轻一代普遍对生肖配对理论感到陌生。 尽管在北京的公园里相亲时,老人仍然歧视羊年未婚女性,但他们的大多数孩子可能已经不在乎了。 根据“兔龙泪”的古老传说,兔与龙相合被认为是不吉利的。 然而如今,相差一岁的两个人的组合有很多。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星座歧视”:一些公司在招聘人员时,会认为某些星座的人具有某些性格特征,不适合某些工种。 尽管如此,这也表明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家庭、社会关系的角度考虑与另一个人的长期关系,而是考虑个人品格的重要性。 该星座回应了这种潜在的社会心理需求。 与传统的互惠互利、相互制约的社会关系相比,这也可能给青少年个体带来一定的自由感和解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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