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纳西族民歌

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纳西民歌了。 这朵纳西文学艺术之花历经十年动乱后如今的处境如何？ 它在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中是否仍然发挥着其固有的作用？ 1985年4月，我带着这个问题到丽江进行调查。

由于时间短，目前对情况了解不多，但这一信息令人鼓舞。 事实证明，植根于群众、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文学艺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野火，春天”。 经历了十几年的冰雪​​考验，这朵小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中破土而出，蓬勃生长、蓬勃绽放。 在纳西族人民的现实生活中，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它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多重社会功能。

新民歌热潮

到达丽江的时候，县里正召开三月物资交流会，全国各地的人们齐聚城里。

当我到达展销会时，扩音器里正在播放《诚信》（纳西族民歌）。 内容是宣传“增百致富”。 虽然集市上人头攒动，人头攒动，但从那里来的人还是不少。 从人群中挤出来，他蹲在街边的空地上，嘴里叼着烟壶，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这位“脊梁骨”。

我走到黑龙潭，那里游人很多。 人们穿着崭新的衣服，扶老携幼，其乐融融，就像过节一样。 很多游客都拿着小凳子，我以为是给老人休息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是专门来听民歌的。 我到的时候，龙潭旁边的舞台和舞台两侧的走廊上已经站满了人，似乎是在开什么会议。 当我走近时，我清楚地看到那是两个歌手在对唱。 他们挤满了人。 舞台是给听音乐的人的。 台前区域，东、西三排，围坐了好几圈人，都是里三层、外三层，挤在一起，头对头，每一圈都围着一个人。 歌手唱起了《阿玛达》（纳西族民歌曲调），大家跟着唱。 圆圈中间没有歌手。 只有一个饭盒录音机。 我不知道哪位民谣歌手在演奏。 看着观众，中间的眼睛盯着录音机，外面的眼睛歪着头，竖起耳朵，全神贯注。 ，那种眼神就像是宗教人士一样虔诚。

入夜，市中心灯火通明，新街广场上人头攒动。 人们形成许多小圈子。 中老年人正在听歌手对歌。 年轻人手牵着手，随着“阿玛达”或“阿里”尽情地跳舞。 里面”。

有一天，我所看到的一切让我兴奋并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第二天，我拜访了地区、县宣传文化部门的几位同志，根据他们的介绍，我又参观了金山公社、黄山公社的几个乡镇。 采访中，我惊奇地发现，过去被一些人斥为“四旧”、“淫秽”、“庸俗”的纳西民歌，如今已成为最时尚、最流行的宣传形式。 党政各部门无论举办哪些重大宣传活动，都会先邀请一些民间歌手学文件，要求他们作曲演唱，录制磁带，送县广播电台播放，开着宣传车去各地宣传。 这一套流程似乎已经成为了惯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些重大政策措施的落实，以及计划生育、农村双保、经济振兴、自治县选举等地方重大事件的宣传活动……直到现在的“增百致富”，每一个宣传都没有包含歌手们的智慧和成就。

农村民歌活动的盛行程度因地而异。 从金山公社几个乡镇的情况来看，有些方面甚至比解放前还要糟糕。 更不用说娶妻、娶女、养死人、盖新房、雇歌手，连给死人做“气”，这在过去是不流行的（纳西族的习俗，算起来）从死亡之日起，每七日为一七，直至第七日）七十九日。 4月7日、7月7日请东巴、和尚或道士为你祈福。），老人过生日、生孩子、生孩子满月或一岁，甚至杀年猪，他们都是都有兴趣邀请歌手到家里唱歌。 著名歌手所到之处，总会有络绎不绝的宾客。 增添了热闹的气氛，似乎给门增添了光彩。 因此，很多人想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会不远千里去请一位著名的歌手。 去年，白沙村一位老人迎来了80岁生日。 他的儿子从玉龙山下跑到东山下的梁美乡去请女歌手和妖术。 不幸的是，妖叔和妖叔脚部有问题，无法前往。 他连夜回去，第二天又带了一台录音机回来。 他请了一位歌手唱了一整夜，并录了音，才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还有，有的家庭不和睦，村里邻居之间出现纠纷，别人无法调解，就请歌手唱山歌来调解。 梁美乡有一户人家，两兄弟吵架，好几年不说话，亲戚们也无可奈何。 今年，大哥杀年猪的时候，亲戚们请了杨德华和姚树两位歌手到他家调解。 先请兄弟俩唱歌为什么吵架，然后亲戚们用歌声评述此事，最后歌手唱歌，大意是：老井出白盐，乔侯出红盐；老井出白盐，乔侯出红盐。 白盐厌恶红色，赤盐厌恶白色。 如果两者用力摩擦，白盐就会破损，红盐也会破损。 他还唱道：“长辈传言，遇虎喊刚哥，遇豹喊刚哥，两兄弟相亲相爱，生活兴旺，有困难互相帮助……”经过这次调解，两人就像敌人一样见面了。 兄弟俩和解了。 据称，近年来此类案例并不少见。

历史回顾

谈起民歌活动，上了年纪的人自然会回忆起纳西族民歌活动的历史情景。 他们说，纳西族唱民歌的历史悠久。 相传，“五人人”（纳西族的一种古老歌舞，有歌有舞，夹杂着男女的喊叫声。）产生于纳西族先民游牧迁徙时期。 是的，“诚信”是从“阿普三多”（纳西族的保护神，相传南诏时期被封为北岳皇帝）传下来的。 直至解放前，这里还有许多传统的民歌节和歌会，如：正月初八三多会、二月初八东山庙会、2月15日金山庙会、三月正青山庙会等。 13号等等，都比较大。 歌曲节。 清明节前后，麦穗盛开，绿豆新芽，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纷纷出来“烧烤格格”（纳西方言），意思是看清明节。庄稼地或在庄稼地里闲逛。 这是纳西族青年男女之间的一种交往。 （唱歌活动），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戴上最好的首饰，叫上朋友，三五成群地到田野里去。 庄稼地里、绿树丛中，到处都是红红的男女，“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纳西语：纳西话，色彩斑斓，光彩夺目。）、“盘金梅”（纳西语：姑娘），年轻人走到哪里，他就唱到哪里，哪里有对手，哪里就有对唱。 远处传来“哎嘿嘿”（寻找对唱伙伴时向远方对手打招呼的信号，邀请对唱歌手的信号）、“骨头骨头”、“阿马达”、潺潺的流水。 像《诗首》（一种纳西族民歌，不唱，而是用诗意的语言互相回答，多用于言情）。

通常，青年男女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的集体二重唱往往是全村范围的。 两个村的青年男女全部参加，其中有十几岁的孩子，也有三四十岁的中年人。 当然，也有一些人在这个场合谈恋爱、找到对象，但主要的竞争是乡村青年之间比拼歌声、比拼才华、比拼对本民族历史和轶事的了解。 这种对歌也是集体智慧的结合。 往往一个人在前面唱歌，一群人在后面充当顾问。 人们还把对歌的胜负与本村的荣誉联系在一起。 如果他们赢了，他们将为村子带来荣耀。 如果输了，他们就会觉得丢了面子。 所以，参加的人都非常认真。 如果一个人达不到标准，另一个人就会立即接替。 演出常常持续几天几夜，没有结束。

纳西族的劳动离不开民歌。 几乎每项农活都伴随着民歌，尤其是插秧和撕谷壳两个季节，劳动最集中、最辛苦的时候，更是少不了民歌。 插秧时，凡是哪家请了著名歌手，消息便不胫而走，连村外的人都来听。 歌声一响起，观众们就主动到田里插秧。 歌手不停地唱着，人们赶紧用手唱。 可惜歌手不顾吃饭，观众忘记了饥饿，不知不觉生命就结束了。 人们说：“不唱民歌，干活就没力气；唱民歌，就不会累。” 可见，民歌在劳动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革命战争年代，丽江地下党充分利用民歌为武器，宣传反蒋自救的方针，动员群众，建设武装力量，开展各种斗争。 当时，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丽江是歌声解放的”。 这种说法不一定全面，但也说明了群众对纳西民歌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的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民歌为纳西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生产发展做出了贡献。 著名歌唱家何顺莲、何西甸等同志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歌手。

1965年，“四清”运动开始，民歌被禁唱。 随之而来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整个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民族文化被彻底否定，民谣歌手被强迫穿着，连卖口琴的人都被抓起来游街批斗。 从此，纳西族人民再也听不到他们喜爱的民歌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人民从“左”倾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他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了，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更加强烈。 人们又唱起了他们最喜欢的民歌。 1981年，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20周年，县里成立了民间歌手协会，并邀请了十几位歌手在庆祝会上演唱。 观众的反响如此强烈，远远超出了领导的设想。 此后，引起了地县领导的重视。 政府的重视。 群众的诉求影响着领导，领导的重视促进了群众民歌活动的发展。 这样的良性循环，使纳西民歌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

民歌活动空间三大突破

与过去民歌盛行的时代相比，当前纳西族民歌活动在活动空间上有三个明显的突破，即：从田野到家庭； 从农村到城市； 从民间到国家机构。

过去，纳西族虽然热爱民歌，但由于历史上封建礼教和旧传统观念的影响很深，他们一直认为民歌是山野间唱的，粗俗，不能雅化。 。 尤其是涉及男女私事、揭露、控诉社会黑暗的民歌，更是“君子”所忌讳的。 因此，除了婚丧嫁娶时唱山歌、跳“阿马达”的传统礼仪外，任何人都不能在家里唱歌。 唱民歌，尤其是在家里，不应该用“脊梁”来做。 如果家里有人有“骨气”，老人就会出来骂你，邻居会说你“没文化”。 城里人普遍不唱纳西民歌，对唱民歌也没有兴趣。 凡是在城里唱山歌的人都会被认为是“不雅”。 旧社会 从我记事起，我在丽江生活的十多年里，就曾在城里见过一次有人唱民歌。 当时是国民党征兵，应征入伍的年轻人聚集在四方街准备出发。 亲戚、邻居都来送行。 在这生与死分离的时刻，人们聚集在一起，跳起了“阿玛达”。 他们用歌声表达内心的悲愤、离别依恋和相互信任。 歌手泪流满面，场内所有人都哽咽，泪水纷纷落下。 那是一个特殊的、非凡的时刻，我从未见过其他的东西。 至于去堂堂县衙门表演《廉洁》、跳《阿玛达》，当时的人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过。

现在怎么办？ 如上所述，民歌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宣传工具。 党委、政府机关的大门随时向歌手敞开； 丽江市不再是禁区。 每逢节日、聚会，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新街广场、四方街、黑龙潭成为民歌活动最集中的场所。 民歌进入家庭相对困难。 据说，1980年之前，大居乡还不允许民歌进入。 家。 1981年自治县选举时，县里组织了几位歌手来宣传歌曲。 年轻人喜欢听，老年人更着迷。 既然国家大事都用民歌来唱，为什么不能在家里唱呢？ 从此，当家里有人唱起《诚信》的曲子时，老人家不再用茫然的眼神看着他们。

还有一种情况。 不知道是因为旧伦理的束缚，还是害怕自己的恋人发生婚外情。 过去，青年男女一旦结婚，就不再让恋人与其他异性对唱。 有的甚至是原本因为一首歌的感情而成为夫妻的人也是如此。 现在情况也在改变。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正在和另一个女歌手对唱。 她拎着保温瓶，给丈夫泡了茶，润喉解渴。 女歌手知道对方妻子在场，怕有不便，就请她出来与男歌手对唱：“青沟（女歌手谦虚）的水太浅了，鱼（指男歌手）不能自由游动……长江之水流如江河。” （指我的妻子）请让它流下来吧。”妇人慷慨地答道：“泉水顺沟流，小鱼随水游； 水流越欢快，鱼儿游得越自在……鱼和水同路，就能回家。 “大海，请让水流下去，请让鱼儿随水游动。” 肯定之前的对歌，鼓励对方充满信心地继续歌唱（此例引自何世杰的《歌星落丽江》，见1984年《玉龙山》第4期）。 这个女人的态度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纳西族女性的风格，也表明家庭和夫妻不再是民歌活动的障碍。

民歌与纳西族现实生活

在现代化突飞猛进的20世纪80年代，古老的民歌还有其价值和意义吗？ 这是学术界关心的问题。 我曾经听到这样的观点：民歌在当今的现代世界已经过时了，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功能。 从丽江纳西族的民歌活动来看，事实与这种观点恰恰相反。 自古以来，民歌就是纳西族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实生活中，民歌的各种社会功能并没有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减少或削弱。

我们尝试从几个方面来解释一下：

1、民歌的宣传教育作用。 实践证明，在少数民族地区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开会议、看文件、做报告固然重要，但对于广大群众来说，这种方法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一旦演唱者将文件精神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并用群众熟悉的语言演唱，很快就会被群众接受，成为群众的行动。 当宣传明显符合群众切身利益时，就是如此。 在当前政策与传统观念相冲突、群众难以接受真相的问题上，民歌就显示出了特殊的功能。 例如：当一个家庭的独生子一岁了，请一位歌手来祝贺他。 过去，农村有祝主人多子多女、长寿的习俗。 这不符合计划生育的精神和原则，也不符合主人的意愿。 我们应该做什么？ 歌者是这样唱的：“百花园里，花有七十二种，最美的是牡丹，牡丹有千朵，最大最艳的是一株牡丹，不容易。”培育一株牡丹，勤耕土，勤浇水，才能开满花。” 他还唱道：“一根竹子有七节，最珍贵的是作笔杆的那节，这珍贵的笔杆上沾满了珍贵的狼毛。学海艺术园里，纸和墨来迎接每一个。”其他。” 该计划得到了推广。 生育优生，业主也很满意。 广大群众如此，就连一些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民族干部、党员也不例外。 前年，某乡镇党支部举办党员学习班。 支部书记上了半个月的党课，党员们却记不太清，无法讨论。 后来请了一位歌手唱了很久。 党员们饶有兴趣地听着。 他们理解并记住了学习的内容。 “教半个月党课，还不如唱半天山歌”。 这位支部书记对此深有体会。 学习结束后，他如实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

2、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与党和国家大事的关系比过去自然经济时代更加密切。 他们强烈要求表达自己对时事的态度和愿望，而群众的态度和愿望往往通过民歌来表达。 因此，民歌介入时事、反映群众态度和愿望的社会功能更加凸显。 即使在那个禁止唱民歌的时代，禁令也阻挡不了歌手的声音，却阻挡不了人们的思想。 人们对国家的形势和干部的好恶有自己的看法，相应的民歌也在民间流传。 例如，针对林彪、江青集团的倒行逆施，民谣是这样唱的：

山上种着秧苗，田里撒着荞麦种子。 山上禾苗枯萎，田里荞麦种子腐烂。

要草不要苗，人鬼横行，人心在苦，强者在笑。

《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前，丽江县名义上是民族自治县，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自治权。 对于这种民族政策不落实的情况，群众也有自己的看法。 有一首民谣是这样唱的：据说纳西族自治县是自治县，但我眼力不好，“自”字少了一根横线，看上去像个“白”字。

这里的“白”字显然与“纳”字相反（纳西语中“纳”是黑色的意思），意思是丽江县名为云族自治县，但实际上纳西族并没有真正行使自治权。 。 确实，在“左”倾思想盛行的日子里，丽江曾一度排斥、攻击民族干部，嘲笑民族习俗，甚至禁止民族干部讲民族语言。 群众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三、保护民族文化，教育群众民族传统，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民歌在这方面也发挥着突出的作用。 一个民族的民歌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和审美观念。 民歌蕴含着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 民歌本身就是传播民族文化的工具。 纳西族民歌中有一部分叫《库伊勒》（kuil shel），唱的是民族历史、地方奇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念等民族文化的内容。 民间有句俗话：“‘羞耻’不约东巴”。 由于东巴人最熟悉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聪明的东巴人往往也是一手好歌手。 与东巴对唱时，歌手常常会失败。 因此，大多数歌手都害怕与东巴对唱。 纳西族十分重视民歌的这一功能，利用民歌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给后代。 今天的民歌仍然扮演着这个角色。

民歌在生产、爱情婚姻、团结群众、文化娱乐等方面的作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里不再赘述。 本来，民歌的各种社会功能早已被学术界所定论。 问题是，在当今的生活条件下，一些人对民歌的社会功能产生了一些怀疑，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所以，写下我的一些所见所闻的情况，目的就是为了表明，在现实条件下，民歌的社会功能并没有改变。 它至今仍然是纳西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直接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 它影响着纳西族的现实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利用民歌服务民族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成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注：原文发表于《山茶花》1986年号。

【作者简介】何弥（1929-2021.1），原名牛云奎，纳西族，丽江古城大研镇人。 1947年参加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报》编辑、记者、军队新闻干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分社副编辑、审稿人。社会科学院院士，《山茶》杂志编辑部主任。 参与编撰《纳西文学史》，负责编辑《论傣诗》、《西南少数民族风情》、《傣族老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