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勋告诉记者，通过这本书，他表面上是在批评孔庆东，实际上是在批评以孔庆东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社会上最敏感的群体，他们的远见卓识无疑是社会列车的附加制动装置。一旦知识分子失去节操，开始胡言乱语，‘追尾’事故的发生率就会增加。如今，孔庆东式暴力语言和暴力思想猖獗，知识分子与暴力密切相关，社会的某些部分一定存在一种病态。”
无论历史和政治如何，他仍然很可爱。
2011年11月，孔庆东辱骂媒体记者的事件引起轰动，曾勋也关注到了这起事件。 “一个有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在公开场合发表如此不理智的言论，有点过分了。本来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孔庆东的言行很典型，所以我就用了他顺便以此为起点，总结一下我近年来对社会和文化的看法。”
当曾勋向记者追溯自己写作的源头时，他把时间拉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 ”当时，以于杰、莫罗、孔庆东为首的新一代作家，以及以钱理群、朱学勤、秦桧、徐友渔等为代表的学者，成为读书榜上的领军人物。他们的话语有一种冲破云霄、大声呐喊的衷心感觉，出版商何雄飞主编的《黑马集》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本，我曾经在枕边放过一套，把他们的书都读了一遍。晚上，我仿佛找到了知己。”
曾勋已经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开始看孔庆东的书了。 但毫无疑问，他曾经是孔庆东的“粉丝”，“他的每一本书我都读过”。 “一开始我主要读他的散文、散文，比如《空山狂言》、《黑色的孤独》，尤其是北大生活的回忆，很有趣。在他的一些学术著作中，我感觉没什么线索，但是有一些水，不是我喜欢看的，他不讲历史和政治的时候还是很可爱的。”
但渐渐地，曾勋发现孔庆东变了。 ”在2009年出版的《谁主宰1921年的兴亡》一书中，孔庆东的暴力思想就被揭露出来。即使在文学专着中，他也不忘记歌颂暴力革命，认为“很多人认为政治是不干净的”。而革命是血腥的，所以他极力回避这种观点，极力把艺术打扮成一只依偎在怀里的长毛贵宾犬，在《中国文学与国史三十年》一书中出版。 2011年底，将他的“文学革命”推向高潮的，基本上是钱立群等人编着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山寨版，没有钱立群那样理性严谨的学术标准。 、温汝民等人，而他也无意留在书房认真做学术研究，只能用自己的“痞子”、“无法无天”之类的博客言论作为卖点，以赢得外界的关注。 ”。
说完，曾勋将目光从记者身上移开，顿了几秒。 “一些知识分子的变化让我这样的后来者感到困惑。我不明白为什么孔庆东总是谈论‘汉奸’。此外，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活跃在90年代，其中有一些人从事政治。”有的在做生意，不再有知识分子的声音，其实是时代的典型，但孔庆东的变化更为强烈、引人注目，这就是所谓的“孔庆东现象”。从‘年轻’到‘衰老’。”
在写《批判孔庆东现象》时，曾勋给孔庆东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解释了写作的初衷，“不是为了侵犯他的名誉，不是为了事而是为了人，表达对孔庆东的尊重”。他个人。” 据曾勋介绍，助理孔庆东的回答“强硬”。 “后来有记者愿意让我见见他，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最终不了了之。”
该书的出版引起了“拥孔”人士的反对甚至谩骂。 对此，曾勋表示：“我不站在‘拥孔’或‘反孔’的任何一边，我只是一个公民，对某些人或事发表自己的看法。” 发表意见。”
但被孔庆东起诉，却是曾勋没有想到的。 5月14日，曾勋到法庭进行最后一次交换证据。 孔庆东本人并未到场。 法院将在15天内举行正式听证会。 就在四天前，即5月10日，孔庆东再次败诉。 2012年5月，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学生关开元批评孔庆东的一首诗不符合规定。 他受到孔庆东的侮辱和谩骂，于是起诉了孔庆东。
对于关开元一审的胜利，曾勋“颇为欣慰，但并不高兴”。 “我年轻时的精神偶像纷纷离我而去。”
倒立，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986年，曾勋出生于四川内江的一个工人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家破旧砖厂的厂长。 曾勋儿时的梦想是将来当一名警察。 “原因很简单：警察抓坏人，而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就是警察。” 他的父母支持他的理想，给他买了一件仿制的警服。
上小学的时候，曾勋就觉得自己似乎有无穷无尽的能量可以发泄，他成了学校里的闹事先锋。 老师担心他会误入歧途，但他确实误入歧途——他练习双手倒立行走。 对于倒立，曾勋有一个非常哲学的解读：“倒立首先是身体的革命，然后是视角的逆转，然后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长大后，曾勋当警察的理想破灭了，因为他发现香港或美国电影中的警察通常都会死。 曾勋从小就喜欢看电影。 他曾经给自己定下严格的规定，每天至少看一部电影，现在他每周看两到三部电影。
初三那年，曾勋第一次在内江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 这是一篇游记。 这是一座树木茂盛的山。 终于，我看到湖里有一朵云。 这朵云是一个塑料袋。 在中国矿业大学中文系读大三时，曾勋出版了第一本书《紫土笔记》。 这是一本以四川多地土壤呈紫色而命名的散文集。 2012年出版的《思想是我的盐》是他的成名作，在多所大学流传。 书中收录了对现当代文化界名人的评论、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解读、对电影和电影人物的评价、对故乡的怀念和追忆。 “对我个人来说，思考非常重要，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学习中。就像盐一样，它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它不仅仅是一种调味品。”
何雄飞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读了曾勋的文章，我不禁想起了‘北大极客’于杰。这不仅因为曾勋也是于杰的四川老乡。”还因为他的长相和说话风格也颇为相似，甚至还有点像于杰一样的口吃，口吃的人就是脑子转得太快、表达速度太快的人。我对曾勋的印象是一样的，虽然只见过两三次……第三次见到曾勋是我邀请他去拜访于建嵘的时候。整天就几句话，但他回来后不久就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充分体现了他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是出乎我意料的，因为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作家中，有。真正为商业而写作的人并不多。”
公众人物应该更加理性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所谓“孔庆东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曾迅：这与市场化后知识分子的定位有关。 但我们必须看到，像孔庆东这样的人还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至于孔庆东，我觉得他的表演成分太强了，有一些娱乐成分。 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变异。 有时，他可能会为了利益而放弃一些东西。 然而，他真实的内心想法可能与他在公共场合的表现有所不同。
环球人物杂志：您之前批评过一些名人，比如王蒙的思想薄弱，李敖的文笔粗糙。 为什么要批评这么多明星呢？
曾迅：我并不是专门批评名人。 名人是相对公开的。 如果批评一个不为人知的人，可能没有任何意义，文章的影响和传播也会非常有限。 我写作的底线是针对问题而不是针对人，我不会攻击一个人的人格或侮辱他的名誉。 其实，有时候并没有明确的对错。
环球人物杂志：您批评孔庆东宣扬暴力时，实际上用的是愤怒的言语。 你以为你是愤青吗？
曾迅：这要看你怎么定义这个词。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性而愤怒的年轻人。 如果说愤青指的是那种什么事都生气的人，我想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还是会对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
创作者在写作时肯定会有主观情绪，就像韩愈说的“有不平，就会有愤怒”。 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有一些感受，我不会一下子压抑它们。 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只要不针对批评对象进行人身攻击即可。 我也时常批评自己。 写作是一个自我更新的过程。 今年再看去年写的文字，会发现很多破绽和不足，就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
环球人物杂志：您是伴随着网络时代长大的，孔庆东的很多极端言论也在网上发表。 您是否觉得网络时代，过度言论正在成为常态？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曾迅：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曾评价网络时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 他认为，网络时代的思想障碍减少了，很多草根可以进入并讨论一些公共话题，所以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网络时代的优势。 每一次新媒体的兴起都有更多的积极意义，但也会伴随着一些庸俗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互联网就是一个社会。 作为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无论是在纸上还是网络上，都应该有责任感，更加理性。 继续追求不惊人之词，只会酿成一出又一出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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